1959年夏天,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,使他忍受着被冤屈的巨大痛苦过了六年。
1965年他不计较个人得失,仍接受毛泽东和党中央委派,到成都去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;当时报纸上满载评新编历史剧《海瑞罢官》的文章,矛头直指彭德怀。他强压愤怒,立即投身到三线建设的调查研究之中:他下矿井,钻煤窑,赴工地,到农村,千里跋涉,不辞辛苦;他心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同时,还关心着普通工人、农民的生活和疾苦。
他怀着对祖国人民高度的责任心、使命感和真正共产党员的博大胸怀,对三线建设提出具有战略性指导意义的意见,可别有用心的三线某领导人却不让他接触军工。
他压抑心中的苦涩,更加快了工作的节奏。 他和工人们同吃同劳动,和年轻战士干同样的活。他为三线建设所取得的成就高兴;为在三线建设中牺牲的烈士流泪;他痛斥违反客观规律的瞎指挥;对某些人的腐化浪费义愤填膺;他随时随地强调党的宗旨...